2024年11月4-7日，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尔部第21届年会在索契召开，今年的会议主题为“持久和平的基础是什么？21世纪的共同安全与平等发展机会”，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和专家与会。

　　瓦尔代俱乐部年会报告历来受到国际多方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第8次受邀参加该年会，与往年一样，经瓦尔代俱尔部授权，由人大重阳运营的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翻译成中文版（译者：人大重阳副院长杨清清，助理研究员陈修豪、韩家修，实习生李雨琪）。11月4日，授权观察者网首发。内文中个别观点有争议性，并不意味着译者立场，特此声明。

　　如果说今年有什么主题，那可能就是世界已经习惯了缺乏预先确定的情景。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正在慢慢地减少；以前的秩序不再起作用，也不知道新秩序如果出现会是啥样子。几年前，瓦尔代年度报告的作者提出，正如我们所知，这种秩序不太也许会出现，他们的假设最多只能引起一些克制的评论。没有秩序我们怎会是做事呢？

　　然而，从历史标准来看，生活在一个结构化的国际体系中的习惯是相对较晚形成的。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受管制的国际关系为标志。这些关系在各国互动过程中形成，并迅速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现在习惯称之为多极或多中心的世界，就其形式而言，让人联想到20世纪初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环境。然而，这种类比具有误导性，因为当今的国际关系结构完全不同。

　　首先，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世界仍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整体。冲突不会切断关系，但会扭曲关系，有时甚至会非常严重。

　　其次，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相比，甚至与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全球秩序建立的1945年相比，影响国际进程的重要参与者的数量几乎增加了几个数量级。这不仅仅包括主要国家。

　　以前通过和平或军事手段建立全球平衡的方法不再有效，各国尚未看到创新工具进入其武器库。我们将被迫利用现有资源，并利用这些工具来应对变化的环境。这将要求每个人都重新解读当前的事态发展，并放弃上一个时代定义我们观点的刻板印象。在去年的报告中，我们曾提出，围绕基于等级制度的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的不可能性将成为未来时代的一个标志。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事情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1945年，当我们今天视为典范的国际秩序开始形成时，作家和散文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文章《你与》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即拥有庞大核武库的国家的强大军事能力使得持久的冷战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不仅涉及这些国家之间的对抗，还包括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因素——它们与其他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之间的对抗。

　　在国际优先事项的层级中，核大国之间的关系将始终高于别的类型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冲突将组织建立全球或区域合作体系，而只会导致竞争体系。这些大国提出的所有倡议都带有它们与其他拥有相似破坏力国家之间关系的印记。因此，在他看来，国际政治注定不会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而是“没有和平的和平”。

　　到目前为止，全球稳定的命运确实受到了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最强大国家之间分歧的影响。但这是否足以让我们始终相信，我们该“忍受现有的苦痛，而不敢轻易尝试那未知的苦痛”呢？

　　尤其是，即便在激烈对抗的当下，世界也并未像上个世纪那样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尽管西方阵营式的集团体系看似成功，但它并未被复制。这表明，以意识形态和严格纪律为标志的有约束力的联盟并非常态，而是特例。没有迹象说明其他几个国家正在寻求建立与西方类似的志同道合的联盟。

　　新的规则源于权力平衡的变化。就当今世界而言，少数国家已不再能够对国际社会其他几个国家发号施令。我们在大多数国家所看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独立追求，已成为新兴区域秩序乃至可能也是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基础。

　　当前的形势颇具讽刺意味。一方面，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规模和深度都比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那次更大。另一方面，这些变化本质上并非革命性的。它们不会导致既有规则和规范的崩溃与消失，而是会促使其发生转变。说实话，没有人真正希望看到极端情况的发生。当前和预期的国际冲突升级看起来不像是有预谋的战略，而更像是鲁莽行动或缺乏替代方案的结果。重点是，已无回头路可走，未来的局面也绝不会是对过去的重演。

　　亟需建立稳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仅可以增强各国的现有能力，还能防止发生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等正在上演的悲惨情况。对这类机制的探索在欧亚大陆最为广泛，欧亚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也拥有发展这类机制最有利的先决条件。欧亚大陆与世界别的地方的联系十分紧密，欧亚进程将对全球别的地方以及解决粮食、能源和环境等关键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产生决定性影响。

　　建立欧亚安全合作体系，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一项实际项目，都面临着诸多障碍。然而，如果每个国家的发展目标能够优先于导致冲突和竞争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在大欧亚地区，冲突只影响周边地区，并未深入到领土内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通过利用新型的安全协调来维护稳定是可完全实现的。

　　过去三年的全球事件清楚地表明，各国追求多元化发展道路、避免被局限在特定集团内的努力，比意识形态甚至战略路线分裂的惯性更强。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达到顶峰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选择不与二元世界的任何一方结盟，尽管这两个对立的集团构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

　　现在，因为竞争已经失去了结构性，这种不情愿现在变得更自然，意识形态驱动的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企图是人为的，以至于经不起国际现实的考验。

　　大多数国家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和主张，维护其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特地位，力求确定实现自身发展和安全目标的道路。现代历史提供了以共同繁荣为目标的合作倡议的范例，其中东盟最为人所熟知。这种合作的基础是排除政治事务中的专制，扩大实际互动以满足每个国家的独特需求。这些原则为思考现代世界的区域安全可能呈现的面貌提供了一个起点。总体而言，区域安全体系构成了普遍安全的基础。

　　第一，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直接取决于它们各自与美国的关系。这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内容。因此，美国的战略野心直接影响到欧亚大陆的安全。此外，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欧洲——仍然是西方集体的一部分，并追求其集团利益。

　　欧洲的未来是影响未来几十年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尽管欧洲作为全球中心的时代即将结束，但由于其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它仍然是别的地方实现发展目标的一个着迷的合作伙伴。2022年至2024年间的事件加强了跨大西洋关系，削弱了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权，因为欧洲继续坚定不移地追随美国政治。

　　然而，鉴于全球变化的速度和规模，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欧亚大陆的主要大国都认为，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变，欧洲的定位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而可能吸引一些欧洲国家参与更广泛的欧亚项目。

　　第二，欧亚国家集团的安全也是集体安全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国家在欧亚大陆之外找到了发展所需的关键金融、技术和文化资源。它们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并对世界各地的许多发展产生了影响。它们在全球的重要性以及参与最高级别的“大博弈”，确保了它们在维护欧亚和平的利益攸关。这有助于解释欧亚大陆内部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并支持在欧亚大陆建立共同安全平台的努力。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二战后从未爆发过一场涉及欧亚国家的重大军事冲突（西部边缘地区是个例外，因为欧洲“零和博弈”方法在这一地区主宰了几个世纪）。

　　随着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持续多样化，横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路径和路线正在重新焕发活力，这些路径和路线早于大航海时代和欧洲殖民时代。讽刺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惩罚性经济措施，反而有助于发展替代性的全球贸易网络，促进经济灵活性和寻找替代解决方案。

　　第三，客观上，欧亚大陆覆盖了相当一部分宜居土地，是多种文明和数十个国家的家园，容纳了世界70%的人口。这一地区引起了古典地理政治学理论家的兴趣，他们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视为全球进程的中心，这并非巧合。

　　欧亚安全与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其具体原则、国家间合作机制和制度形式很难只针对一个地区进行定义。欧亚大陆的国家间关系复杂，但鉴于其对可持续的相互关系体系的追求，且不存在过时机制的现状，因此潜力巨大。欧亚大陆有可能发展出欧洲安全原则和制度形式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因欧洲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性。

　　《赫尔辛基协议》建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以及后来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这是欧洲在建立普遍安全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然而，欧安组织未能适应1946年至1990年冷战后的新的力量平衡，导致欧洲持续出现重大军事和政治危机。

　　欧亚大陆是一个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国际安全概念的地区。这一潜力一方面源于其与全球安全和发展问题的不可分割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各国对一个没有生存威胁的稳定环境的期望。欧亚大陆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并不要求各国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为了获得统一的好处而联合起来。然而，在欧亚大陆，建立明确的地理政治学和文明壁垒的可能性不大。欧亚大陆在应对新的国际趋势中截然不同的经验，最终可能为全球转型奠定基础。

　　支撑欧亚安全的因素包括：承认欧亚大陆的空间完整性，在这里划分界线的不可能性；承认共同利益和集体领导；该地区所有国家，无论其规模或潜力如何，均享有政治平等。

　　欧亚大陆没有一点革命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为生存而被迫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像苏联或美国那样输出社会政治模式）。激进思想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跨境极端主义团体。遏制并最终消灭它们是共同的目标。

　　在奥威尔看来，欧亚地区安全体系的目的是解决以核大国关系为主导的全球安全问题之外的问题，并增强该地区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个特定国家都有韧性。防御外部威胁和防止内部冲突恶化是通过多边合作而不是严格的集团纪律来实现的。目前的一个实际目标是确定外部威胁，使欧亚国家不会被迫在有核大国参与的奥威尔式冷战中站队。

　　关于独立国家构成秩序基础的共同理解，有助于阐明相互放弃可能侵犯该区域完整和该区域各国平等的任何行动的核心原则。核心价值在于无条件地尊重彼此的社会政治制度，坚决拒绝改变这些制度的努力。这种方法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与1990年代至2010年代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西方政治领导人将包括积极外部干预乃至军事干预在内的对主权国家进行强制转型视为一种标准做法。

　　主权平等使正义成为可能，这一概念虽然主观，但却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未来的国际秩序将以确保公正的关系为中心，即使过去旨在消除权力不平衡的制度被废除。未来的规则越能保证公平，就越能有效地防止武装冲突。共同目标是维护欧亚各国核心利益和价值观的正义。

　　指望下一阶段会以某种方式复制过去几个世纪或几十年欧洲的典型情况是不现实的。谈到未来的区域安全，必须摆脱传统的认知模式和过于熟悉的解决方案。与俄罗斯和西方利益重叠的欧洲不同，欧亚大陆缺乏一个能够最终靠建立类似赫尔辛基模式的集体区域安全模式来解决的共同基本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将不会有对立的大国或集团，它们的平衡将第一先考虑利益。在欧亚大陆，没有二等国家或二等利益，因为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无法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

　　正如我们所见，欧洲体系背后的权力平衡不能被视为解决方案，因为欧亚大陆的主要国家不会在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竞争。换言之，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力量与影响力平衡——即使偶尔出现焦灼的事态——也不可能影响它们的生存机会或实现发展目标的机会。

　　欧亚大陆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确实存在，但他们体现在国际政治的全球层面上。这些分歧在欧亚大陆并不重要，而欧亚大陆在合作方面至关重要。

　　尽管欧亚大陆的构成独特，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它并未脱离国际背景和历史模式。在经历了一段相对高度监管和依赖机构的时期（这一秩序始于1945年），国际关系已恢复到“原始设置”。权力仍然是一个关键类别，权力的使用（或威胁使用）重新成为需求。此外，领导人的情绪和个人品质，与国家战略文化相结合，现在比两极对峙时代建立并延续至过渡时期的既定秩序、规范和规则更能塑造大国之间的互动。

　　恐惧和愤怒是国际事务中的两种重要情绪。除了现有情况外，它们还会根据各国的历史经验在每个详细情况下得以体现。恐惧，从忧虑到焦虑和恐惧，是国家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愤怒，从恼怒、怨恨到暴怒，同样驱动着国际关系，并表现为包括在内的报复和暴力行为。恐惧和愤怒往往不仅驱动着政治领导人，也驱动着整个社会。这些情绪影响着安全的安排和理解方式。

　　有时，各国会从武力立场和由武力衍生的情绪（如平静和坚定）的立场观察国际进程的演变。权力感是主要军事大国之间关系的重要驱动力。恐惧和愤怒等基本情绪，以及源于自身优势感的平静，再次像过去的历史时代一样，决定了两种关键战略之间的选择：歼灭战略和阵地战略（annihilation and positional strategy）。

　　歼灭战略始终依赖于资产和军事力量的显著优势，采取主动行动并迅速压制对手。

　　相比之下，阵地战略则放弃主动权，允许前进的一方采取行动。它依赖于集中和逐步积累资源的重要性。任何采用这种战略的人都会尽可能地避免决战，并且只在他们都以为自己不会输的时候才会参战。通常，时间青睐那些采用阵地战略的人。

　　传统上，大多数欧亚国家都第一先考虑阵地战略。例如，中国《孙子兵法》就体现了古典欧亚军事思想，其中概述了阵地战略的原则：“为将帅者，上者罚谋，中者伐交，下者伐兵。” 在俄罗斯，耐心和愿意承受长期对抗一直是军事和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这在中世纪莫斯科王子或1812年卫国战争将领的战术中就体现了这一点。

　　这些推测与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直接相关。在权力平衡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为维持其霸权地位的美国慢慢的变多地选择进攻性和挑衅性政策。这一政策并非源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而是源于对对手挑战的愤怒和沮丧，以及对低估这一挑战规模的内部反对派的怨恨。除了愤怒之外，还有恐惧和焦虑，担心持续不断的发展的趋势有几率会使美国出现一种陌生且令人不安的局面，即权力平衡将向东方转移。

　　欧亚大陆缺乏能使任何特定大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但这并不代表这里不存在竞争。每个大国追求自己的利益，权力平衡将跟着时间的推移而艰难地形成。然而，欧亚大陆的优点是，除了少数例外，各国之间没有充满恐惧或愤怒的长期或根深蒂固的冲突。

　　欧亚大陆的主要大国没有为实现其重要目标而相互争斗的客观需要。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可以容纳不同的文化、文明和外交政策重点。这就是怎么回事欧亚大陆能够依靠一种耐心的定位战略来达到平衡，这种战略植根于沉着的自信、坚定和共同利益。

　　欧亚集体安全体系不能依赖于规定明确义务的军事同盟原则。集团纪律（bloc discipline）或僵化的制度结构也不行。如上所述，欧洲在1970年代作为泛欧洲进程的一部分建立的模式也行不通。然而，以前出现的“安全与合作会议”概念很适合欧亚空间，可当作各方涉及所有问题、持续进行多边磋商的机制。

　　与欧洲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欧安会/欧安组织（CSCE/OSCE）最初是为了在欧洲划定势力范围而成立的，后来演变成维持大西洋垄断的工具。这两种选择在欧亚大陆都行不通。欧亚大国之间平等分配维护稳定与安全的责任，其基础是放弃任何特定国家的主导地位。

　　多中心原则最早出现在1997年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共同利益、平等，以及对以集体方式解决安全问题的承诺，例如共同边界的非军事化、向大国之间的中小型缓冲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原则现在具有多边性质。

　　欧亚安全不能依赖封闭的架构。它不体现在单一的国际组织中，而体现在一个由双边和多边协议以及各种协会或联盟所组成的一个网络中，这个网络共同涵盖了集体安全的所有方面（而不单单是军事和政治方面）。减少外部势力的存在，减少它们利用中小国家的恐惧和愤怒来挑起欧亚大陆的焦灼的事态，并降低它们干预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安全体系将侧重于在地区行为者的参与下解决所有重大冲突。

　　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慑使得实现绝对的政治目标成为不可能的主张。现在是取得相对胜利的时候，达到绝对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欧亚大陆观察到的所有重大冲突，例如俄罗斯与西方、美国与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都是基于阵地对抗，歼灭战略的风险极大且大多无效。欧亚安全架构在军事、政治和武力方面，将恰恰依赖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和国际关系的总体趋势。

　　现代国际安全是一个超越军事和政治框架的复杂概念。正如竞争涵盖文化和经济等所有领域一样，安全也具有复合性质。常识表明，经济合作为无对抗的政治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现实世界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

　　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关系过去非常牢固。即使在2022年，贸易额也达到2586亿美元。欧盟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能源的主要市场。早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由于政治原因，例如允许俄罗斯企业持有欧盟管道资产股份或欧宝等个别公司的股份，这样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就受到阻碍。

　　高贸易量无助于防止关系恶化，政治对线年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也同样高度相互依赖。2021年，贸易额达到122亿美元，但这并没有缓解政治分歧，反而加剧了政治分歧。2010年代初，一场看似和平的与欧洲的经济关系排他性问题导致了一场深度危机的爆发，最终以武装冲突告终。

　　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达到顶配水平（2023年贸易额达到690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政治竞争也一直在升级，华盛顿试图通过采取限制措施等手段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相反，在贸易额超过1000 亿美元的情况下，中印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正在演进。

　　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非线性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经济利益可以为政治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但无法使各国在根本安全问题上避免对抗。

　　当今世界经济在金融和贸易方面高度全球化。全球化大幅度的降低了成本，简化了供应链，并将多个经济体整合到技术和增值链中，从而促进了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和现代化。美元已成为进行国际支付和建立储备的便捷工具，而技术平台则将各国整合成一个单一的经济有机体。

　　然而，全球金融、技术、通讯枢纽网络的“重要器官”仍然处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管辖之下。美国正在丧失信誉，因为它利用经济相互依存网络来获取政治利益，但目前还看不到成熟的替代解决方案。

　　鉴于美元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切断个别公司或个人的美元支付渠道可能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损失。根据SWIFT的数据，美元占该国际支付网络处理的交易的48.03%，而欧元的份额已暴跌至23.2%。金融制裁是美国工具箱中的重要手段，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几个国家也普遍的使用这种手段。

　　俄罗斯已成为此类措施的主要目标，尽管来自伊朗、朝鲜、中国，甚至土耳其、阿联酋等美国盟友和伙伴的个人也受到这些制裁，尽管程度较轻。

　　贸易和技术关系也已成为热门的政治问题。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全面禁止进出口。美国立法要求使用美国制造的技术、制造设备和软件的国家遵守出口管制。进口限制涵盖俄罗斯的石油、精炼产品、黄金、钻石、钢铁和别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尤其是电子科技类产品和电信领域的出口管制正在收紧。

　　中国电子服务在美国被禁止，一些公司在西方国家面临合同限制。伊朗受到全面出口和进口禁令，对朝鲜的禁令则更为严厉。甚至欧盟公司也被迫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以避免受到二次制裁。

　　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也受一定的影响。制裁手段包括设定俄罗斯石油运输的价格门槛，对与伊朗石油业进行大规模交易的制裁，以及对使用海域和空域、港口、机场、门户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限制。受制裁的个人没办法使用现在的常规服务，例如电子邮件、音频和视频文件聚合器，更不用说工程和其他技术领域更实用的在线解决方案了。

　　目标国家确实做出了回应。俄罗斯和中国已将阻止金融制裁的手段纳入其法律。俄罗斯已实施制造设备出口禁令，并对不友好国家的经济代理人实施了特殊措施。中国正在战略经济领域实施“双循环”体系，并投资开发自己的技术。伊朗，尤其是朝鲜，长期以来长期处在部分或近乎完全的自给自足状态。美国的盟友正在考虑金融实物资产多元化。

　　上述发展已相当普遍，并在继续扩大。它们将残酷的、零和博弈式的军事和政治竞争转移到经济领域。从本质上讲，这使基于互利的市场原则变得无效。在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网络被武器化的情况下，切断这些联系或至少使其多样化似乎是一种明智的反应。即使从市场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并不完备，但作为减轻安全风险的手段，它们是必不可少的。

　　实现金融结算多元化意味着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国家货币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鉴于中国市场巨大，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使用人民币是一种理性选择。然而，在俄罗斯与印度的贸易中，用卢比投资就会遇到困难。与不太发达或更专业化的经济体系的贸易则面临更多挑战。

　　从战略上讲，一个可供几个主要经济体使用的更通用的机制是必要的，这可能是金砖国家机制。

　　寻求多样化支付方式的探索仍在继续，但出于技术原因和其他考虑，期待“金砖国家货币”在短期内出现还为时过早。也许更好的方法不是引入一个“反美元”的替代储备，而是建立能够绕过美国金融服务垄断的多样化双边或多边结算安排。鉴于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和受到的制裁数量，俄罗斯处于这些努力的前沿。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创造创新技术链和国内生产能力，以及对制成品和技术的替代供应商的寻找。最近，我们有机会目睹了使用含有西方制造零部件的产品时存在的关键漏洞。国产替代品可能效率较低且价格较高，但在安全性方面无与伦比。

　　在禁令和限制下，这些替代品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就像在别的市场上寻找替代品一样。今天，我们正真看到新的链条在几年前几乎不有几率存在的地方出现，尤其是在中俄关系方面。

　　当全球经济主体变得更聪明，经济灵活性提高时，美国的强硬政策就适得其反。基础设施限制刺激了各种现象的出现或扩大，包括“影子”油轮船队、替代保险系统、交易所、通讯和在线通信服务。

　　欧亚大陆的大型交通项目重新提上日程。南北走廊的进展显而易见。推动此类举措并在整个欧亚地区建立一个单一体系是一项挑战，因为欧亚各国之间差异很大，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巨大的经济差距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体系可能包含多种分散的双边和多边形式，也包括用于各个国家之间交易的金融工具，以及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的结算系统、利基领域的技术项目和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创新的数量必然会导致质的变化。

　　欧亚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摆脱一个以西方为中心、正被用作武器的相互依存网络。没有必要放弃这些依存网络，但准备备用工具来防止任意的政治化是有必要的。欧亚经济安全能成为一套灵活、分散的机制，以减少“对相互依存的依赖”。虽然这在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欧亚大陆确实能成为全球回归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联系体系进程中的旗舰。

　　国际关系中信任的基础是什么？西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北大西洋联盟就是这种方法的产物。现代西方国家在关键的国际问题上表现出严格的集团自律，这可以从它们在联合国大会和二十国集团（G20）中的一致投票以及统一政策中看出。那些不遵守规矩的人，如果有的话，很快就会被惩罚。

　　表面上看，这样的做法在多极世界中具有竞争优势，进一步证明了其内部实力。然而，它缺乏灵活性，而且带有意识形态驱动的教条主义色彩，这对非西方世界来说是一种刺激。

　　世界多数国家（俄罗斯用此概念代指非西方的全球南方和全球东方国家）不必遵守上文提及的集团纪律。

　　面对试图分裂现代世界的尖锐地理政治学冲突，这可能会被视为软弱，而这一事实偶尔也会被我们的西方同行在诸如G20平台等场合所利用。然而，我们该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一现象：各国都在努力实现自身最大的灵活性，以使选择不受限制，并吸引力所能及的每一种发展资源。

　　然而，一个重要问题就此产生：如何在一个充满矛盾的多元化社会中建立关系？非西方国家之间独立合作的传统已延续数十年，其根源在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当时被归类为第三世界或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会上宣布了共同的目标和宗旨。

　　宣言申明致力于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承认所有参与者不分彼此、一律平等，并以发展的名义促进共同利益。后来，东盟也采纳了类似的原则，如今这些原则也已进入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

　　非洲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非洲统一组织（OAU）以非洲国家面临的共同价值观和目标为基础，如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非洲统一组织的创始者们的声明犹在耳边，如坦桑尼亚首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曾说过：“只有团结，我们才可以确保非洲真正治理非洲。”

　　1963年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地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致开幕词时也强调了团结和搁置个体差异以实现团结的重要性：“团结是我们公认的目标。我们争论的是手段：我们讨论的是实现相同目标的其他途径；我们辩论的是技术和战术。但是，撇开语义不谈，我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争论。我们决心建立一个非洲联盟。”

　　这一主旨发言还强调了非洲与亚洲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与亚洲朋友和兄弟团结一致。非洲与亚洲有着共同的殖民主义、剥削、歧视和压迫的遭遇背景。在万隆会议上，非洲和亚洲各国致力于将两大洲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申明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不受任何外部干涉。《万隆宣言》和这次会议上阐明的原则至今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

　　自万隆会议和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会议所宣布的原则和目标不仅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现在正焕发生机，特别是因为这些原则和目标意味着相互信任。在总结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经验时，我们大家可以找出几项经过非西方世界政治实践检验和认可的原则。

　　第一：承认将不同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目标，并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是各国政策中毋庸置疑的优先事项。

　　第三：承认特定的差异不会消失。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国情和道路。信任意味着容忍差异和权衡，以确保差异不会导致冲突。

　　第四：灵活的制度和程序机制。信任与承认差异相结合，使僵化的制度框架和限制不再是优先事项。因此，允许不同结构、不同形式的成员制度和承诺框架的共存和可能的交织成为务实的结果。

　　第七：致力于寻求区域问题的地方性处理方法，并将全球性问题视作区域办法的总和来处理，以确保各国的发展权不受制于新的全球制约因素。

　　与传统的集团纪律相比，这条道路更漫长、更复杂，但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因为愿意结成单一阵营的国家越来越少。

　　二战后的时代为构建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当时创建的机构所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没有一种公共产品是永恒的。全球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深刻反思积累的经验，而不是弃之不用。21世纪第二个25年发生的事件不会给以往的世界结构划上句号，而是将为加强和适应新的现实铺平道路。毕竟，指导战后世界设计者的理想依然有效，并与全球趋势相一致。

　　一个开放的世界空间，确保所有民族和国家和平发展、繁荣和自我实现的权利，是当今世界的共同目标。事实上，与80年前讨论战后秩序时相比，我们现在更接近这一目标。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大国深陷于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之中。今天，这两种情况都已不复存在，但过去的残余尚存。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应该是创建新世界架构的努力的一部分。

　　出现新的全球性组织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在大区域层面，单边努力可能是不够的，推动更稳定的合作形式很可能会占上风。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突厥语国家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的合作组织正在欧亚大陆接受考验。

　　所有这些倡议，以及任何现有或未来的倡议，本质上都是实验性的。时间会证明它们的有效性与功能性。未来，普遍性的区域平台可能会包含特定领域、相互目标不存在冲突的不同合作机构。

　　在20世纪中叶，世界是自上而下建造的，从金字塔的顶端到底部。新的体系不会如此一致，但会更加民主，它是自下而上建立的，依靠的是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的自我组织与合作，它们必须共同解决紧迫的实际问题。如果人类可避开重蹈覆辙，那么区域层面的务实互动将催生出一个新的体系。这一体系将把握住地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能够将这些特质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转化为增长的基础。

　　·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科学院教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季莫非·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本报告执笔团队负责人；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研究主任；《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研究教授

　　· 安德烈·苏申索夫(Andrey Sushentsov)：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 伊万·季莫非耶夫(Ivan Timofeev)：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